“中国方案”与ISO/PAS 8800的对接,以及车路协同安全领域的新博弈,体现了中国在智能交通系统(ITS)领域从技术追赶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型的探索。这一过程既需要技术标准的兼容性,也涉及政策、产业生态和国际话语权的综合博弈。以下从对接逻辑、核心挑战与博弈策略三个维度展开分析:
技术标准的互补性
ISO/PAS 8800的定位: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(ISO)发布的预标准(PAS),其核心聚焦于车路协同(V2X)中的安全通信协议、数据格式和接口规范,旨在为全球车路协同系统提供通用技术框架。
中国方案的特色:以“车路云一体化”为核心,强调中国独特的交通场景(如高密度混合交通流、复杂路权分配)和基础设施优势(如5G基站覆盖率、北斗高精度定位),形成“单车智能+网联赋能”的双重路径。
对接基础:两者均以提升道路安全、降低事故率为目标,且中国在V2X通信技术(如C-V2X)和5G应用上已具备国际领先优势,为标准融合提供了技术支点。
政策驱动的标准化需求
中国通过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》《车联网(智能网联汽车)产业发展行动计划》等政策,推动车路协同规模化落地,亟需国际标准认可以降低跨国企业合作成本。
ISO/PAS 8800的开放性(如支持多通信协议)为中国方案提供了“技术合规性”背书,助力中国标准“走出去”。
技术标准主导权之争
通信协议博弈:中国主导的C-V2X与欧美主导的DSRC(IEEE 802.11p)长期竞争。ISO/PAS 8800虽未明确倾向,但中国需通过技术验证(如低时延、高可靠性)推动其纳入更多C-V2X特性。
数据安全规则:中国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对数据跨境流动严格管控,而ISO标准可能要求数据共享透明化。如何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实现国际互认,成为博弈关键。
基础设施与场景的差异化竞争
中国场景优势:复杂路况(如非机动车混行、路口博弈)催生了更精细的协同控制算法(如基于数字孪生的预测性安全模型),可反哺国际标准制定。
欧美路径依赖:发达国家更依赖单车智能(如特斯拉FSD),对车路协同投入不足,可能通过标准壁垒限制中国方案扩张。
产业生态的联盟化对抗
中国阵营:以华为、百度、中国移动等企业为核心,联合地方政府建设“双智城市”(智慧城市+智能网联汽车),形成“技术-场景-政策”闭环。
国际阵营:欧美车企(如大众、福特)与科技巨头(如高通、英特尔)通过3GPP、5GAA等组织推动DSRC/C-V2X融合标准,试图稀释中国话语权。
技术层面:以场景驱动标准创新
针对中国特有交通场景(如高速团雾监测、城市交叉口博弈),开发标准化安全评估模型,并推动纳入ISO/PAS 8800补充条款。
强化C-V2X与5G-Advanced/6G的融合测试,用实证数据证明其低时延(<20ms)和高可靠性(99.999%),打破欧美对DSRC的路径依赖。
政策层面:构建“软法+硬法”协同体系
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在东盟、中东等地区推广中国标准试点项目(如中新天津生态城车路协同示范区),形成“事实标准”。
推动国内立法明确车路协同数据权属(如路侧设备数据归政府所有),为国际数据互认提供法律框架。
生态层面:打造“技术-资本-市场”铁三角
联合国际车企(如比亚迪与丰田合作)和科技公司(如宁德时代与宝马共建电池回收标准),通过利益绑定扩大标准联盟。
利用资本市场优势(如科创板对车路协同企业的扶持),加速技术迭代和标准输出,形成“技术领先-市场扩大-标准固化”的正向循环。
车路协同安全的终极目标并非零和博弈,而是构建“人-车-路-云”协同的安全生态。中国需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,主动参与ISO/IEC等国际组织规则制定,推动建立“全球兼容、区域优化”的分层标准体系(如核心协议通用化、场景参数区域化)。通过开放测试场(如上海嘉定、北京亦庄)吸引国际企业参与联合研发,最终实现从“中国方案”到“全球共识”的跨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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